《奇迹·笨小孩》是文牧野的第二部长片。自票房口碑双丰收的《我不是药神》后，这位青年导演的新作一直令人期待。在影评人梅雪风看来，《奇迹》与陈可辛导演的《甜蜜蜜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善于表达时代与共同记忆，在类型技巧上非常突出。而与前作《我不是药神》相比，《奇迹》将“那些无法用是非善恶判断的所有纠结与矛盾完全去掉了，于是它也就少了《药神》那种刺到内心底层的痛楚，与浴火重生的狂热。”

　　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　　先说一段往事，2009年，我还在做电影杂志，采访了一位导演，他评价自己最知名作品时吓了我一大跳。这个导演叫陈可辛，这部电影叫做《甜蜜蜜》。当时他在为他监制的《十月围城》做宣传，在内地还没有享受到《中国合伙人》《亲爱的》给他带来的丰厚名利，之前拍摄的两部作品《如果·爱》和《投名状》，都投入了他极大的心力以及真情，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市场回报。

　　他主动提起《甜蜜蜜》，愤愤不平地说，这就是一部“完全是主动讨好观众到不顾廉耻的一部戏”。我能理解他的愤怒，因为《如果·爱》中男女对于爱情与现实的选择，才是陈可辛真实的内心，也是他认为的现实。而《投名状》的极端灰暗与绝望，也是他真实的对兄弟情的理解，对权力的理解。当他试图对观众掏心掏肺时，收获的却是一盆盆冷水。反而自己相当驾轻就熟的一部电影， 却依然能在若干年后赢得大家不变的掌声。这种落差显然会令他生气，所以他故意贬低自己的代表作。

　　但这也只能当成一种痛恨观众有眼无珠的气话，作不得真。所以他后面又补充到：“我没有不喜欢那部戏，但我觉得大家把那部戏看得太高了，其实它就是最通俗的好莱坞电影，通俗到你要什么给你什么，要障碍有障碍，好人好事全是好人。《如果·爱》才是生活，才是人性，我拍《如果·爱》就是我个人对《甜蜜蜜》的反思。”

《甜蜜蜜》讲了改革开放初期，黎小军与李翘的爱情故事

　　之所以提到陈可辛，第一是觉得他和《奇迹·笨小孩》（以下简称《奇迹》）的导演文牧野都有相似之处。第二是觉得《奇迹》可以算是文牧野的《甜蜜蜜》。

　　先说相似之处，主要有两点，这两点让他们轻而易举地超越了他们的同行。

　　这两个导演，都擅于表达时代，都能从当下正在发生的变迁中发现那些动人心魄的东西，在大时代与小人物的悬殊对比和对抗中，发掘那些人性的复杂和瑰丽。对于陈可辛，它们是《甜蜜蜜》，讲述中国人自改革开放以来，光鲜亮丽出国潮下的那种不为人知的悲欢离散。《中国合伙人》同样如此，不过这次他将目光从社会底层移到了精英知识分子身上。《亲爱的》，则是对中国屡禁不止的儿童拐卖的深刻观察。而对于文牧野第一部也是如此，《我不是药神》用一个到印度找药的故事，明晰了我们曾经有过的不安：那些病人所经历的痛苦，以及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可能的噩运。

　　其共同点，是它们都是所有人共同的记忆，是一切人的最重要的集体关切之一，所以这些故事，本身就具有着极强的戏剧性和普适性，总能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深能让我们探讨国民性和历史，浅能撩拨全体国民那多愁善感的内心。

　　这部《奇迹》也是如此。

　　当这样一个题材出现时，人们很容易回望当时的热血，就像所有人都会回忆自己的青春一样。而对这些受因疫情等各种重大事件困扰的人们来说，重回那个充满希望也充满奇迹的时代，是一种很好的解压方式。

　　另外，它的地点在深圳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地标性位置。它身上体现着三代创业潮，是八十年代的深圳开放；是九十年代的农民举家前往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，去陌生的城市为自己和后代找一个新的可能；是2000年后，互联网的崛起，让大量理工科青年知识分子重新感到了知识就是力量，他们在这个无人区里白手起家，成了很多人的偶像，也成了这个时代新兴的最大既得利益阶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