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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志武专访:正视我们的不幸福

粗砺现实前的正当防卫

上个月,旅行中的耶鲁大学终身教授,温和理性的陈志武,发了一次火。内蒙古呼和浩特饭店门口,他和爱人、两个女儿的座车刚刚停下,车后响起持续的警笛和高音喇叭,让开、让开。他以为是饭店着了火,或者是什么特别追捕行动。等他们让道下车后才发现,什么都没发生,警车需要一个更好的停靠车位,仅此而已。陈教授压制住怒火,掏出随身相机,拍了车牌号,找他们的头头去了——凭什么呀。头头的回答很直接:不凭什么,这是中国!教授更火了,无法接受这理直气壮的羞辱,一定要为这别人习以为常、浑然不觉的侵犯论个理,最后差点打起来。

陈志武1962年出生于湖南茶陵的一个小山村,父母没什么文化,家中兄弟6个,他排行第5。后来,六兄弟中,离家最远的,到了湘潭,还有两个在茶陵县城,四哥和弟弟仍在老家务农。漂洋过海的老五,成了耶鲁的正教授。

1979年,陈志武考取中南矿冶大学计算机系。第一次到了长沙,世界算是打开了。但他随即发现了差别。他的同学,已经开始侃政治、侃文化,甚至已经有了口头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了,而他除了正规的教科书外,没有任何课外书刊,借不到,也没钱买。

宿舍同学的父亲,是中科院长沙某研究所的翻译,陈志武从他那儿借到了《中国日报》。《中国日报》8个版,他每天至少看完6个版。有了这段经历,他和英文之间便是直接、紧密的了,不再被中文挡在中间。还听美国之音。大学毕业时,英文阅读和听力都已经没有问题。

研究生二年级,与崔之元合作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主办的《政治学研究》上发了两篇文章,其中之一,谈的是民主政治理论,从数理上分析民主的规则与设计,根据的则是经济学大师阿罗的理论。不是说民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吗,他们便试图从数理上看清楚这基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。还和崔之元翻译了阿罗的《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》,列入“走向未来”丛书。这时候,他才发现他学的“系统工程”专业其实挺空的,无非是工科上的输入量、输出量,还有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。工科有那么多人研究,却没有多少人研究政治制度,他觉得这种失衡是危险的。他的好奇和疑问却是典型的工科式的:为什么同样的呱呱坠地,在不同的制度中,就会有不同的人生输出呢?什么是决定人生精彩与否的最重要变量?

他也开始理性思考自己身上时常的愤怒。“愤怒是敏感在粗砺现实前的正当防卫”,但“仅有愤怒是不够的”,要先搞清楚,这个粗砺的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,为什么是这样的。他希望自己看问题时能“击中要害”。1986年初,拿到硕士学位后,他不想再学工科了,但是学校不让他走,要他留校任教,分配到政治教研室。他是进入政治教研室的第一个工科生。半年后,申请留学。

金融专家转向中国现实

陈志武并没有参加托福或GRE考试,因为考试需要美元,而当时外汇管制严,他一美元都搞不到。没办法,直接给耶鲁负责招生的教授写信,说明缘由。他很幸运地被录取了,而且有奖学金。按当时政策,一有工作,二有奖学金,算自费公派出国,国家只允许换取80美元外汇。1986年8月,身揣70美元的陈志武,从北京坐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。在中转站上海的休息厅里,认识了一位回耶鲁的同学,他有个朋友开车到机场接他,这趟顺风车为陈志武节省了40多美元。

4年后,博士毕业,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5年,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4年,1999年回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。超脱、富足的中产学者生活开始了。他的研究方向是“股票定价、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”,学术成果发表在《美国经济评论》、《金融学期刊》、《金融研究评论》等世界顶尖经济学和金融学期刊上。他已经在美国生活13年,用中文写文章有点困难了,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,他要从高深的象牙塔里走出来,掉过头来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现实问题。

但关注还是一如既往。1990年代初,经常读到的国内出版物,是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,免费派发给留学生的。一段时间后,痛苦地发现,国内讨论问题的角度让他很难理解。

上个月,从内蒙回到耶鲁后,最深的感触,是“中国其实还是在世界主流之外”。在内蒙牧民家里,他听到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故事,和他在教科书、成吉思汗王陵碑文上看到的不一样,这随意组装、拼接的历史又让他愤怒了。又和耶鲁的同事辩论开了。同事的观点,“专制带来效率”,让他气不打一处来,“有个善良、没有私心的君主当然是好的,他不需要花费时间考虑国会的意见、老百姓的立场,不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不同看法,效率肯定高得多,但这么长的人类历史,并没有出现过一位这样的君主,你还在指望他的出现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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